近年来，私人侦探调查服务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国内现有各种私人侦探机构约3700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私人侦探机构主要业务为：寻人服务、财产调查取证、全国信息调查、网络诈骗调查、婚姻调查、子女行为监护、债务追讨、行踪调查、也有涉及信用调查、知识产权调查，以及打假维权、经济情报调查等。

　　●1993年，公安部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2002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将原来的42类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扩大为45类，其中新增的允许注册类别包括提供私人保镖、侦探公司和寻人调查等“安全服务”。

　　●2010年12月16日，“私家侦探”原正、拥正德在杭州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两人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此案是全国范围内法院判决的首例私家侦探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案。

　　●2013年1月，武汉警方破获一起跨省贩卖个人信息案，抓获贩卖信息、利用信息从事非法调查的犯罪嫌疑人34名。

　　●2013年6月，合肥警方捣毁一“私家侦探社”，以涉嫌非法获取和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拘多名犯罪嫌疑人。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电影《盲探》中刘德华饰演的神探，请他做调查要花费上百万的赏金。而如果你在昆明找调查公司进行婚姻调查，同样价格不菲。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井渐融为了搜集女婿出轨的证据，在昆明先后花了3.5万元找了两家调查公司。钱花了，但满意的证据他却没有拿到。

　　据业内人士介绍，昆明以婚姻调查为主要业务的调查公司、侦探所大约有十余家，多数打着信息咨询的旗号，有的甚至挂上了法律服务所的招牌。它们可以将调查对象的通话、短信记录，住宿登记信息，车辆出入信息统统搞到手，还可以全程跟踪进行拍摄。很多信息，是通过私人关系从公安、电信、银行等渠道获取。

　　客户与调查公司、侦探所之间的交易是否合法？花费大量金钱购买的这些资料、证据又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002年，来自江西的井熙芳在广州与重庆人章光峦结识，3年后双方结婚。婚后夫妻俩来到昆明，并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然而在几年的婚姻生活中，双方逐渐产生了矛盾。

　　2010年1月25日，章光峦将井熙芳诉讼至官渡区人民法院，提出双方离婚，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等要求。彼时，在双方名下有一套世纪城115.19平米的住宅和一辆雪佛兰轿车。因为井熙芳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案件直到2012年9月才进行审理。

　　井熙芳的父亲井渐融说，他们父女俩怀疑章光峦在外面有了小三，“有朋友告诉我女儿，看过他的手机短信，发现有第三者。”为了在调解、诉讼中争取主动，在财产分割上争取更多的权益，井氏父女俩琢磨如何能搜集证据。

　　案件开始审理后不久，井渐融在看报纸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婚姻调查的分类广告。咨询过后，他决定一试。

　　被井渐融选中的是大滇维情咨询调查公司（以下简称“大滇调查”）。2012年9月30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婚外情调查委托协议》。井渐融委托对方从2012年9月30日至2012年10月18日进行调查，内容为找到所谓“第三者”的住址、房间号，与章光峦同住一房的信息、一切画面记录被调查人行踪。但协议中的公章显示，被委托方是天兑法律服务所。签订协议当日，井渐融即交了3000元首付款，收据上的印章也是天兑法律服务所。

　　调查开始半个月后，结果出炉了。井渐融手里捧着几页纸组成的调查结果，仔细寻找着有价值的信息。疑似“第三者”的身份证信息、驾照信息、过去1年的住酒店时间和入住酒店信息、乘坐飞机的时间与航班号、她的手机号码定位位置、家中雪佛兰轿车过去3个月在有摄像头的部分路段出现的信息等跃然纸上。

　　这些调查信息并没有让井渐融满意，因为他没有得到对方与章光峦在一起的确凿证据。如果要得到进一步详细的资料，需要再花费。这下井渐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事情暂时拖了下来。

　　官渡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0日，判决井熙芳、章光峦离婚，判决并未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问题。井渐融希望在二审中财产分割方面占据优势，他决定再找一家调查公司。

　　这次，井渐融选中了官渡区鑫达社会经济信息咨询部。双方分别于2013年2月14日，2月23日签订了两份协议。与此同时，井渐融又委托大滇调查进行了一轮新的调查。而最终，井渐融拿到的结果与之前大同小异。

　　截止到2月25日，根据收据显示，井渐融在大滇调查共消费2.3万元，在鑫达花费1.2万元。

　　两周前，记者拨打委托书上的咨询电话，来到位于环城东路与白龙路交叉口益龙万象城5栋205号。

　　远远望去，这套住宅房阳台上的LED灯上还打着“过错调查、离婚取证、婚姻维护、维权咨询”的广告。205号的防盗门上写着“天兑法律服务所办事处”、“大滇维情咨询有限公司”的字样。房间的客厅和部分卧室摆放着办公桌，颇有办公室的模样，其余卧室和厨房、卫生间与普通住宅没有区别。

　　在婚姻调查方面，常昊对服务项目做了详细说明。在他提供的一份《收费标准》中，该公司提供的各类服务项目共达45项，收费也从200元至30万元不等。常昊表示，公司共有13名调查员，2名经理负责指挥，“公司有3个台湾的调查员，都是在那边做过几年的，我们是把台湾的经验吸取过来。”

　　如果监控过去半年的手机通线元，如果要获取短信内容，价格则高达每月3万元。“还可以用电脑随时监控对方的手机，这需要首先拿到手机，在里面装一个软件。之后手机里的图片，短信内容，电话薄都可以调出来。”常昊说，但仅限于安卓系统的手机，IOS系统还无法实现。

　　对于车辆的具置等，据常昊称，只要在车身外安置一个定位装置即能实现。“车子每天到哪，停了多久都可以跟踪到。”而凡是用到身份证的时候，如入住酒店、坐飞机、上网吧等情况时，常昊说花2000元即可调出这些信息，并且与调查目标同开房三次以上的人的个人信息也可以调出来。

　　常昊介绍称，该公司还提供全程跟踪服务，“从对方早上起床到晚上回家，一般都会派出2部车保持400-500米距离轮流跟踪，都是隐形拍摄系统，不会被发现。如果去开房，我们没办法进去，但尽量把房间号和画面拍下来。”

　　据称，该公司同时还提供“捉奸”服务，即一旦发现被调查对象与人开房，在委托人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破门而入抓现行，“破门后要进行拍摄，包括事后用过的纸巾都要收集”。此项服务的价格也最高，达到每天2500元，其中不包括跟随被调查对象进出高档娱乐场所的必要开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刑警查看了井渐融购买的调查材料后，确认被调查者的身份证信息、驾照信息、过去1年的住酒店时间和入住酒店信息、乘坐飞机的时间与航班号，以及雪佛兰轿车过去3个月在有摄像头的部分路段出现的具置信息，均出自公安系统。

　　“这些东西都从哪搞的？公安系统有熟人啊。这些东西都是不对外的，我们要查都需要比较麻烦的程序。”这位刑警有些惊讶，“跟我们（电脑界面）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网页）剪切出来，再复制粘贴。应该是通过办案子的途径帮他做出这些，我一天之内就能把这些东西搞出来。”

　　该民警仔细查看了上述资料后说：“还好他（所谓的熟人）的权限不大，是普通权限，认识公安内部的人都有这个权限查阅。但更细的东西他查不了。比如被调查者入住酒店，如果有大权限，可以查到同住一间房的人。”

　　既然部分材料出自公安内部，那所谓的“公安系统的熟人”是否涉嫌泄密？“如果进行调查，一分钟就知道是谁查的，我们每个人的电脑都是专用的。”民警介绍称，按公安部门的规定这属于泄密行为，当事者应被辞退。

　　对于被调查者手机号码定位位置的信息，民警认为获取这些信息操作起来比较简单，智能手机都有定位、地图功能，使用某些App的时候无意中就打开了定位，发条微博或照片就能把个人位置暴露出来。而调查公司提供的全程监控手机操作的服务，民警表示很有可能是用复制sim卡的方式实现。

　　针对报价高达3万元/月的截取短信内容的服务，民警表示：“应该是通过电信公司，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它的后台。”而调查公司对车辆的跟踪，是通过GPS实现，“有一个闭路监控在里面，你到什么地方，走什么路，肯定都知道，租车行的车就都安装了这个。”

　　如果调查信息出自公安、电信等渠道，以个人身份去上述部门是否能查询？记者在中国联通营业厅咨询了解到，提供手机卡的密码可以调阅通话记录和短信来往记录，但短信内容无法调阅。而在招商银行某支行，大堂经理告诉记者，通过姓名查询客户账号是不允许的，同样银行禁止用账号去查询卡内流水和交易情况，“这属于侵犯隐私”。

　　为何井渐融签署的协议上会出现天兑法律服务所的公章？大滇调查跟天兑法律服务所是什么关系？大滇调查的一位总经理常昊解释说，法律服务所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寻找一些证据，从而成立这个公司。

　　记者看到，大滇调查办公桌旁边的墙上挂着由昆明市司法局于2004年8月25日为天兑法律服务所颁发的带有证号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此外，常昊还展示了一份天兑法律服务所的《机构组织代码证》。

　　井渐融认为调查公司与法律服务所存在诈骗行为。6月20日，他向昆明市司法局基层处进行了举报。

　　7月12日，天兑法律服务所汇报称，井渐融签署的委托协议与该所合同的格式样本不同，并非与该所签订。协议上出现的公章系有人假冒该所私刻，同样收据中出现的服务所工作也系私刻。该所表示，成立八年来从未以任何形式对外打过广告，井渐融所看到的广告、联系电话均不属于该所。

　　目前，昆明市司法局已经暂扣了天兑法律服务所、大滇调查的两份执业证书并收回了公章。经工作人员鉴定与对比，大滇调查所持有的执业证书系仿造，两个公章在字体、大小方面也存在差异。天兑法律服务所与大滇调查之间是否有关系，司法局基层处已经开始调查，暂时还没有结论。

　　据介绍，目前昆明市共有154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主要代理民事、经济案件，不准代理刑事案件。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永泉说，同一案件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代理费用为律师事务所的三分之一左右。

　　司法局基层处处长黄宇介绍称，从2008年开始司法部已经停止新办《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近些年来，律师事务所发展比较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受到一定冲击，整体来看是萎缩的趋势。

　　“就算法律服务所的业务受到影响，也不允许以服务所的名义开公司做生意。以前也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况，这是一个个案。”黄宇称。

　　像大滇调查这样的婚姻调查公司在昆明并不少见。随便翻开报纸，在分类广告版面通常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豆腐块大小的广告。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昆明从事婚姻调查的人员保守估计有300人，专业公司有10余家。“有些公司甚至两边吃钱，它把资料不给委托人，而给了被调查人，再吃一笔。”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些婚姻调查公司搜集信息的途径与方法大体一致，都是从认识的公安、电信、银行等内部人员处获取。“如果公安内部有人，他每个人都有一个密匙，可以进入系统。要通过什么案件啊，顺便带进去查。”

　　记者看到，网站上关于某信息有限公司的介绍称：“我们既有从事过公安、武警、律师、检察和信息情报方面的专业人员，也有从事一线政法工作，熟悉各类调查工作的前检察、前警官作为调查的中坚力量。”除了从上述渠道获取信息外，各调查公司都具有摄像机、望远镜等现代化高科技的专业设备，方便跟踪拍摄。

　　井渐融最终没有如愿拿到证明章光峦包“小三”的证据。如果他手中的材料证据确凿，是否就意味着井熙芳在法庭上稳操胜券，在分割夫妻共有财产时可多分一杯羹？

　　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永泉解释称，任何个人与组织与调查公司签订的婚姻调查协议均属于违法。“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均侵犯了被调查人的个人隐私，就算是妻子调查丈夫也属于违法。”就算井渐融最后获得了确凿、属实的证据，也不能在法庭上作为呈堂证供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均有关于公民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规定。金永泉说，被调查人如果拿到这些调查材料，可以报案。

　　对于调查公司所使用的各种专业设备，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路元认为可能涉嫌非法使用间谍器材。据了解。《国家安全法》、《刑法》、《民法通则》均有对非法使用专业间谍器材的处罚。

　　既然侵犯个人隐私的信息出自公安、电信等部门内工作人员，黄路元认为这些均属于渎职行为，违反《宪法》、《刑法》的有关规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权依法行使侦查权的主体只有五个，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机关和监狱。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而在它们之间，侦查权的行使范围也是受法律规定严格限制的，只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利。如果超过权限的规定，即使是五个主体也不能行使侦查权，否则即为非法行使侦查权。

　　虽然私人侦探没有侦查权，但其可以作为调查权主体拥有一定范围的调查权。我国法律法规并未禁止公民行使一定范围的调查权，此外并非所有未经过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等秘密侦查的证据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只要侦探们所采用及的方式方法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路元认为，侦探所与侦探们还是懂法律的，都是在打擦边球。“侦探事务所能否存在？侦探所应该向谁申请？谁对其进行监管？它又应该向谁负责？经营范围有多大？法律法规中均没有明确规定。”

　　法律没有对侦探所的明确规定，它们是如何取得登记注册的呢？昆明市司法局基层处处长黄宇认为，咨询公司门槛比较低，10万块即可进行工商注册。“类似于狗仔队的调查‘有没有第三者’，很多公司都在做，法律上怎么来界定，我们没有明确的法律。法律不加限制的话，你又不好限制它。从工商许可的范围来说，显然是超出了。”

　　一位民警认为婚姻调查公司经营业务超出了工商许可范围，以及皮包公司的出现，都跟监管、发证部门审核不严格有关。他说，虽然的时候通知不能做违法的事，但对方一旦做了，发证部门就开始推卸责任，“时的材料、手续都是合法的，对方如果做了违法的事，监管、发证部门又没有执法权。开始的时候不是公安的事，造成后果了，全部变成公安的事。”

　　黄路元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过多次公民本来要走法律途径，但咨询过后得知司法程序比较繁琐，有时耗时太长，就选择了放弃，转而雇佣私家侦探进行调查取证。“一般民事案件从立案到审结，大部分需要2至3个月的时间，长一些的要半年时间，有的案件还要二审，老百姓嫌时间长，又嫌麻烦，这是让他们选择私家侦探的诱因。”黄路元说。

　　因为婚姻调查涉及个人与家庭隐私，很多选择找侦探所的委托人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拿到证据后私了。黄路元接触的一些案件中，有的是涉案经济利益不高，不值得走上法庭，有的是走法律途径很难有结果，委托人就请调查公司解决，比较明显的案例是讨债。这也是调查公司生存的土壤。

　　总体来说，黄路元认为是公民法律意识、证据意识的淡薄，促使了侦探所等机构的出现。“公民对个人权利不够重视，在意识里法律是一种理论化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如何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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